古代壁画往往透露很多珍贵的历史讯息。1937年，梁思成就凭借一幅展现唐代建筑风格的壁画，寻找到佛光真容禅寺（又称“佛光寺”），证实中国仍保存着唐代木构建筑而震惊了世界。而另一批透露了朝鲜王朝向日传播中国文化的壁画，则由日本考古学家于昭和四十七年（1972年），在奈良县高市郡明日香村的高松冢古坟中发现。
从已进入大众视野的日本古坟壁画中得知，飞鸟时代以前的古坟壁画大多数以单色为主，构图稚拙天真。然而，一踏入公元六世纪中叶，古坟壁画即发生巨大的转变，令人眼前一亮。被鉴定为飞鸟时代中期以后建成的高松冢古坟，玄室内的壁画色彩斑斓、构图精密、气势宏大、笔法圆熟。这种脱胎换骨的变化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
正如前文提及，崇峻天皇元年（588年），为了建造法兴寺（即飞鸟寺），百济派遣了一名画工到日本。这名来自百济的画工，传授技艺予日本工匠，对日本绘画的发展起了关键作用。十六年后，首批受朝廷认可的精英画师于推古天皇十二年（604年）诞生。据《日本书纪》记载：“始定黄书画师、山背画师”。加上《圣德太子传历》卷上云：“为绘诸寺佛像庄严，定黄文画师、山背画师、箦秦画师、河内画师、楢画师等，免其户课，永为名业。” 这些史料记录了当时人才辈出之余，还把他们的主要工作范畴和享有的待遇一并记下。相隔六年，即推古天皇十八年（610年），高句丽僧人昙征又把制造纸、墨和颜料的技术传入日本。至此，在朝鲜诸国王朝的直接支持下，日本大和国所需的绘画人才、工具、材料、组织、制度等，在飞鸟时代只花了短短廿二年便一应俱全。
尔后，日本绘画有了飞跃性的发展，高松冢古坟壁画是其中一个有力的体现。这批壁画的题材包括侍者及侍女群像、四灵兽（苍龙、白虎、朱雀、玄武）、日轮和月轮。从天板石上，还发现到红色的朱砂线把点点金箔连接起来，形成四象、七政、二十八宿、三垣等星宿图。这无疑是企图在一个密闭的幽闇空间之中，再现夜空上星罗棋布的天文景象与令人向往的世间活动。上图的右方是其中一幅高松冢古坟壁画。若不是已知其出处，恐怕会误以为是一幅中国壁画。图中侍女们的服饰展现出浓厚的隋唐风格，她们手持的团扇和佛教法仗清晰可见。
在古代日本积极派遣隋使和遣唐使直接吸收中国文化之前，朝鲜诸国担当了举足轻重的桥梁角色。至于他们作为传播中国文化的桥梁角色有多到位，也许可从公元六世纪梁朝萧绎绘制的《职贡图》中略知一二。《职贡图》记载了曾到古代中国进贡的各国使者之特征。原图今已佚失，现存为宋人摹本的残卷。上图的左方和中间两幅影像撷取自《职贡图》。左图显示当时的倭国（即后来的日本国）使者入朝进贡时的原始打扮，而中图所示的百济国使者的装束则明显与中国服饰无异。由此，即不难理解何以一身隋唐服饰打扮的侍者和侍女、中国古代天象图等，会成为日本古坟壁画的题材。这显示了原葬于此的权贵受到中国文化的熏陶。
通过对比初唐末期永泰公主陵壁画、高句丽舞踊墓壁画、法隆寺金堂壁画等，专家鉴定高松冢古坟壁画于七世纪末至八世纪初制成。换言之，这批色彩鲜艳夺目、画工精炼娴熟的壁画，是在古代日本全面掌握绘画制作后，一个世纪之内创造出来的作品。这批壁画不仅说明了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程度之深，同时亦反映出七世纪末至八世纪初的日本绘画技术已达到精湛的水平。
转载自：https://yikjy.blogspot.com/2019/04/
